人民大学启动综合改革工作

本案中，学校在原告退学申请表中记载原告军训期间的异常反应，是客观描述，并且未向外界宣扬，因此不属于侵犯原告的名誉权。

(P20)然而，给定现代社会系统功能分化以及相应的各子系统自成一体的运作机理，基于有限的认知能力、过滤某些与生态风险相关的声音，而与另外一些声音共振，这，就是法律系统对当代生态风险惟一可能的反应方式，对功能分化的法律系统而言，并不存在什么更恰当的别种选择。[16]然而，即使在功能已经分化了的现代社会，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现代社会中的法律，除了稳定规范性预期，还可以同时提供许多他种服务，如解决纠纷或者管制行为。

法律是一个闭合体系吗？法律能够提供确定性吗？经过法律现实主义[20]的洗礼之后，面对这类问题，极少有法学研究者胆敢简单地说是，但也很少有人愿意轻率地说不。如前所述，认知性预期可以从经验中学习，也即可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相应地，法律从具体走向抽象，以便通过灵活解释以适应不同的情况。如果忽略他的研究，那并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的损失。而且，作为从非决定论的演化论中获益良多的学者，他也深知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复杂系统演化中的作用。

因此，他理所当然会拒绝对永远充满意外的未来做出预测。具体到现代法律的未来发展，在卢曼对环境立法急剧增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别种可能性所持的谨慎但开放的立场。卢曼描述中的政治系统扩张，是政治系统可以使用权力并以强制来胁迫、打破其他功能子系统运作的自主性，把法律和经济当作工具使用。

我们不能说出一切，因为有些东西是无以言表的。另一方面，在依据法律规范进行合法/不合法的判断过程中，会有认知的因素加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总是存在另种可能性，即这样的结果也可能不会出现。这对于中国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环保行动，也可以是有益的提醒。

无论被法律认定为合法或不合法的情况在实际上出现还是不出现，都不会动摇法律所提供的规范性预期。也就是说，卢曼研究结论的一般适用性，并不会妨碍我们考虑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

在法律系统基于有限认知能力而选择或过滤外来声音的意义上，可以说，法律系统对生态风险的共振可能是过少的。目的程式的典型适用是意向性（intentional）决定，如企业的投资决定，若随后实际发生的事情表明此决定给企业带来了赢利，就可以说当初的决定是对的，否则，就说当初决定错了。这种方式取决于其独特的运作机制，即前文所述应用合法/不合法符码时使用如果……那么……条件程式。无论人们对这一事实作何解释，——是将其归结为强国梦驱动下的主动仿效还是指其为全球化大潮中身不由己的卷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

进入专题： 现代法律 。能够成功包容这种改变的法律系统，已不再符合卢曼对法律作为功能分化系统的界定。而目的程式则是结果取向的，以实际成败论对错。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卢曼和贝克一样，属于最早开始从社会学科而不是自然科学角度研究生态风险的那批学者之列。

[27]条件程式是规范取向的，其中对或错的判断依据既定规范的不同而不同。只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后，有了现代科技的武装，人这个既没有鹰的眼睛、也没有豹的速度和熊的力量的脆弱生灵，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史无前例地征服和控制自然，以满足种种必要及不必要的需求和欲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解决生态风险问题？——更确切的问题是：生态风险问题有解吗？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并不是卢曼要回答的问题。真正有效果的，是三同时制度以及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样能够充当合法/不合法符码应用依据的、因而可以被法律系统执行的规范。

运用法学上效力与实效的区别可以很好地理解这种规范性的意义。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贝克(Ulrich Beck)所谓的风险社会，[1]也就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谓的失控的世界。法律系统的情况也并不例外。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自成一体的法律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界线，并非不可以穿越。之后，才有法律系统应当应对的生态风险出现。因此，他理所当然会拒绝对永远充满意外的未来做出预测。

[23]选择这些信息而不是那些信息，正是因为在法律系统眼中，这些信息而不是别的信息具有法律意义。卢曼强调过：《生态沟通》关心的是去理清社会如何对环境问题作出反应，而不是社会应该如何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或必须如何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以改善它与环境的关系。

只有法律可以处理的事实、或者说会影响到法律规范适用结果的事实，才是法律系统内的事实。而从他这种对既定存在的合理性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跨越区分边界，无论是跨越功能子系统之间的边界，还是跨越整个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边界，都不是没有代价的。

四、生态风险改变现代法律？以卢曼的功能分化系统观看来，法律系统自成一体运作的闭合性，使其具有相当强的抵抗外来干扰——包括应对生态风险的社会压力——的能力。每一子系统与自己环境的选择性共振，都可能被其他子系统当作自己环境中无意义噪音或有意义信息。

第二，法律系统在看见时，也只能使用法律系统自己的眼睛来看。因此，我们看到，卢曼拒绝了适应和输入-输出这些表达，转而从物理学中借用了共振（Resonance）这一术语，[24]宣称分化了的诸社会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只有基于它自己特有的频率才能产生共振，而社会系统（包括法律等子系统）居然会对生态风险产生共振，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P16）。[9]因此，本文选择从卢曼对法律的讨论入手，带着如下问题与卢曼一起思考：现代法律如何应对生态风险？二、卢曼眼中的法律：功能与结构（一）法律的功能：稳定规范性预期法律在古代文明中亦存在。六 结语无论人们喜欢不喜欢，作为事实，中国已经开始并且仍未停止的现代化进程，是以制度移植为特征的。

也就是说，通常所谓各系统之间的互动，其实仍是以系统-环境之间共振的方式发生的，仍会受到前述选择性的约束。但是，卢曼对法律系统自成一体性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种状况为何是成问题的以及这种问题的后果是什么。

[37]因为，如前所述，在卢曼看来，法律系统的同一性在于以条件程式应用合法/不合法符码，而引入新的符码值和新的程式显然会破坏这种同一性。（P64）法律系统的运作，即合法/不合法符码的应用，之所以是闭合的，是因为如前文所述，其合法/不合法判断的标准只能是法律系统内部的规范。

所以，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让那些希望对生态沟通的讨论能够对迫切有待解决的生态有所贡献的人失望了。一般适用的法律规范可能造成个案不公正的结果，一些法律规范并不总能得到彻底执行。

[2]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人们不能不意识到：工业技术在带来物质享受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威胁——生态风险就是其中最突出的部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人口过剩、物种急剧消失以及气候反常变化等等。然而，在新兴的环境法领域里，人们经常谈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类的立法目的，也有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支持在环保领域确立更多结果取向的规则，从几乎没有争议的、对地方官员的环境绩效考核，到引发一些疑虑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出现与扩张，[28]到意见极其分裂的、是否应当基于风险预防原则而更多限制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应用的自由[29]……正是在这里，卢曼观察到：而在《生态交流》一书中，卢曼也的确提到了，为了回应生态风险，环境法律中由恣意的决定和含糊又空洞的准则混合而成的、由行政官僚而非法院强制实施的环境规制法大大增加了（P74）。二是对被选中的某些信息的意涵选择这种理解而忽略另种理解。因为，在这此问题上，我们能够达成的惟一共识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无知。

法官在判决时不会考虑与法律规范无关的事实。归根结底，人，并不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而在卢曼那里，恰恰是这种同义反复式的规定，揭示了法律系统运作的自成一体性，或者说，标志出了现代法律系统的自主性或自治性[19]。而我之所以认为这一点可以做到，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自我指涉这个语词，就能了解自我指涉是怎么回事。

至于符合经验、常识和直觉的谨慎答案：法律既自成一体又具开放性，法律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与时俱进的适应性，看起来又像是在和稀泥。这一方面意味着，政治系统并非法律系统的附属，不是专为解决法律系统剩余问题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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